沃缪勒的反对依据是，当试图贯彻实施任何最优理论时，处于特定制度结构中的解释者时常会出错。
一旦出现过快的成本深化或者法律运行中的成本密度持续上升。法律成本具有不断追加性。
法律供给或需求的变动都将影响法律市场均衡成本的变化，从而改变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心理预期变动的实质反映了守法的机会成本和违法机会成本的变化。在经济学家看来，对于任何行为和做法，我们其实是无法知道其成本的，除非我们能够知道它还有没有别的选择机会。法律供求的静态均衡量从M下降到M1的位置时，相对于守法成本而言，违法的机会成本增加了。（见图） 图略 二者的交点M是一定环境下的法律供求的静态均衡量。在社会总资源不变的情况下，在法律运作的某一个环节上耗费的资源多，必定会减少其他环节对资源的耗散。
然而效率的生成必然要以支付必要的法律运作成本为前提。我们可以从法律成本的确定性这一命题派生出另一个命题。多数判决与异议意见的分歧仍然是在保护公益或私利之间。
学界近来流行一种观点，即认为知识产权并不是什么自然权利，其产生完全是一种经济需要。原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另一方面，不同原则间的冲突并不导致其中之一彻底无效，当各个原则互相交叉的时候，……要解决这一冲突，就必须考虑有关原则分量的强弱。例如，家奴随主人殉葬曾经被认为是符合道德的，但是现在看来非常残忍，是不道德的。
[26] 王锋、张纬：《事实与规范之间——对法官解释的研究》，载《法律方法》第2卷。因为在诉讼活动中的当事人，不是存在于哲学家头脑中的那种只是渴望知识与真理的纯理性动物，而是像实用主义所描述的是具有各种需要与利益，为了生存而不断行动的人。
是美还是丑——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真、善、美。而伦理却是价值偏好，其不可能具有科学统一的判断标准。[4]而在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看来，价值既不是物理的现实，也不是心理的现实。……如果有法律权利问题的话，就一定要预定一个法律规则。
郑胜利：《论知识产权法定主义》，载《中国发展》2006年第3期。同样，书的内容是客观存在的，但也不能就此认为它一定是善的或恶的。其次，价值能够与主体的活动相联系，并由此使主体的活动变成评价。休谟定律并不是说从事实中无法得出价值，而仅仅是说从事实中无法得出唯一的价值。
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也有助于我们揭示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关联。但靠直觉作出的判断并不能保证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
[23]事实上，正是原则为法官打开了作出与既有规范不同之价值判断，从而适应社会变化的大门。[15] 王元明：《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在法学中便演变为事实与规范的二分。法益 一、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哲学意蕴 在西方哲学史上，将事实与价值明确加以区分的首推英国十八世纪哲学家休谟。[45] 质言之，声称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权利而非自然权利，不是为了否定知识产权的正当性，而是要在私权的扩张中维系公共利益。[16] [英]莫里森：《法理学》，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这就意指法律在权利之前或与权利并存。事实与价值可否二分的争议恰恰从反面说明这一命题的真意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需要进一步澄清：事实与价值分属两个领域，事实是客观存在或已然发生的事物或现象，包括自然事实与社会事实，前者如风雨雷电，后者如婚丧嫁娶，其都是以是否为真作为认定标准。
熊文聪，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正如我们已讲过的，规范并非因为它是有实效所以才有效力。
[46] 参见李扬：《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适用》，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但在疑难案件中，由于立法者价值取向的模糊、欠缺或与社会共识存在明显冲突，如果严格适用现行法律规范，将得出不公正之结果。
[14]但笔者认为，法律事实虽然不追求绝对的真理，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断言，事实经过剪裁而毫无客观性可言。[48]换句话说，即使休谟以来的众多哲学家、法学家一再强调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强调不能从实然的事实命题想当然地推出应然的价值命题，但普通民众却时常将两者混为一谈。
被告皮特思继任后，整理出版了原韦盾汇编的判例报告，双方发生争议对簿公堂。 【注释】 [1] 学界公认，人类思想曾发生过三次革命：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转向以及语言学转向。[13] Edward L. Rubin, Legal Scholarship, in Dennis Patterson ed., A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gal Theory ,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1996, p. 562.r [14] 朱庆育：《私法推理的典型思维》，载郑永流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五），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105页。决定另一规范的创造的那个规范是高级规范（superior norm），根据这种调整而被创造出来的规范是低级规范（inferior norm）。
[18] 凯尔森所谓的最高规范是实质意义上的宪法规范，[19]该最高规范之效力来自体系之外的基础规范（basic norm）。[9] [英]摩尔：《伦理学原理》，长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可见，价值判断并不遵循逻辑推理法则，这恰如休谟本人所言，善恶是不可理证的，道德不是理性的对象。[47]这种法益，不论是在一般的民事立法中，还是在知识产权法内，均有所体现。
它是一个人对其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存储于头脑中的记忆或者说前见。[4] 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
衡量此描述真实性的是该事实是否客观存在。但概念是嵌在历史中的，脱离语境、不假思索地拿来，很容易导致语义漂移乃至误读。但这种模糊地带不是价值取舍的产物。价值评价只表现为两点：一个事物是否美。
[12]而一旦某一价值取向成为人人都应当认同并遵循的标准，便具有了劝导、约束和限制的功能，其用意就不单纯为表达某种强烈的情感，而是想影响他人的选择，规范他人的行为，这一典型便是法律。[22] [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此系心理学问题，即关于事实而非价值之问题。科学体系的逻辑价值绝对取决于一个道德上的兴趣：对如实地作判断的真诚追求。
恰恰相反，独立、多元、变化、不确定才是其应有之意，不能基于形式逻辑从客观事实中推导出唯一的、必然的价值结论，这恰如程仲棠教授所言，休谟问题的研究离不开逻辑学，自然事实没有内在价值，所以，从描述自然事实的是命题推不出应该命题。例如，林来梵、翟国强指明：在学科的方法论意义上坚持价值与事实的二分,仍将构成当下宪法学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基础问题。
